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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口站:永远的老火车站
2011-12-12 14:59:28 来源: 作者: 【 】 浏览:1054次 评论:0
    津浦铁路建成后,浦口是它南端的终点站,从此这个普通的江滩弹丸之地就成了南北铁路交通的枢纽了。
  雨棚不光实用,而且富有美感,支柱的厚实有力和顶棚的轻盈宽大形成的突兀与落差,其壮美绚丽更是震撼人心。
  就是在月台的那头,朱自清看着父亲的背影突然泪如泉涌;就是在出站口,25岁的毛泽东发现自己仅有的一双布鞋被偷走了。
  它的文物价值正在渐渐超越它的运营价值,浦口火车站,这具有经典意味的名字已经永远烙印在人们心底。
  从喧闹的南京市区过了长江大桥来到对岸,一种静谧安闲的感觉立刻充溢在我们心头。高大葱绿的法国梧桐掩映着弯曲小巧的黑色柏油马路,一两幢民国时代的青砖老房子从车窗外倏忽闪过。丁丁当当,从火车道口传来的清脆铃声提示我们--浦口到了。
  浦口,在与镇江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上个世纪初,铁路是一项新兴的朝阳产业,有点像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沪宁线、津浦线等干线铁路大多是那时候铺设的。关于铺设到天津的铁路,历史上还曾有过津镇和津浦铁路之争。当然,这种方案之争只是停留在设想阶段,真正实施的时候,浦口就占据了主动了。建设镇江到天津铁路的设想,最先是由写《老残游记》的镇江丹徒人刘鹗提出来的,当时,刘鹗的职务是江苏省的候补知府。1895年,他上书给直隶总督王文忠,倡仪修建一条大体上依傍着运河的铁路,从镇江开始,往北经扬州、高邮、宝应、淮阴等地,过济南一直到天津。
  运河不是一条普通的河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五代以后,江南的农耕和商业经济得到发展,稻米丝绸等物产非常丰富。一千多年来,地方向中央上交的赋税不用现金,而是用实物来兑现的,这就是漕运。于是,运河就成了一条物流的河、客运的河、皇帝出巡的河、充满文化积淀的河,运河催生了许多运河大埠,凡运河流过之处都成富庶之地。刘鹗倡议沿着运河的走向修铁路,显然是有依据的。但是,这只是我们在今天以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衡量的,而当时正值清末民初,共和与帝制激烈斗争,社会动荡不定,军事因素被放到首要位置,铁路不经过战略要地徐州和蚌埠是不可想象的。从线路里程上来衡量,蚌埠一线因为绕向安徽腹地而增加了上百公里,但因为囊括了几个战略要地,所以为当时的人们所选择。这样,浦口就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里占得先机了。
  关于浦口的重要性,或许没有人比孙中山认识得更透彻。1919年,孙中山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实业计划》。在这个鸿篇巨制中,他对国家的未来进行了浪漫勾画,在铁路建设计划中,他将浦口作为一个铁路枢纽,是长江以北一切铁路的大终点。而且,在浦口有一条横贯大陆直达海滨的铁路干线,以上海或以孙中山计划中的东方大港为终点。孙中山还设想在南京与浦口之间筑一穿越长江的隧道,铺以铁路,使南北铁路交通得以贯通。浦口车站站屋虽然1914年才造好,但津浦铁路在1911年的时候就通车了,辛亥革命南京光复后几个月,孙中山从这里乘火车北上,去北京与袁世凯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由袁世凯来掌握枪杆子,孙中山来修铁路。孙中山对搞建设特别是修铁路情有独钟,他准备由此腾出手来,雄心勃勃地要在中国修上十万公里铁路。他真的懂得铁路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
  而那个最早提出建设镇江到天津铁路的刘鹗,不仅是个读书人,还相当有经济头脑。津浦铁路通车了,浦口繁华起来了,在这码头连着车站的一方土地上,商贾云集、客流滚滚,带动着一方经济急速地发展着。刘鹗发现了这里蕴藏着巨大商机,早在津浦路通车的前好些年,他就在浦口炒地皮,其中一次就曾买下了上千亩的土地,据说是要以此来与英国的怡和洋行合资办实业的。但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超前了,与当时的国情格格不入,于是有人牵头邀集了上百名的乡绅与他打官司,其结果可想而知,单一个“勾结洋人,出卖地权”就足以叫他因此而发配到新疆充军去了。要放在今天,也能混个中外合资某某实业有限公司的经理当当啊。
  津浦铁路建成后,浦口是它南端的终点站,从此这个普通的江滩弹丸之地就成了南北铁路交通的枢纽了。今天,一条从车站候车大厅通往江边码头的拱形雨廊还在,仿佛诉说着当年黄包车、马车熙来攘往,旅客、商贩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当然,津浦铁路也断了那些以出卖脚力为生的贩夫走卒的生计,而那些私人押运公司--镖局从此也在这一线绝去了踪迹,连京杭大运河也为之萧条下去,一蹶不振了。
  华美而典雅的建筑
  津浦铁路的建筑,以山东的临城为界,一南一北,各自染上了英德两国的建筑风格。这是由于当时外国势力欺压,国人难以筹款自建津浦铁路,于是一条铁路线,临城以南由英国人来造,北段则由德国人来造。在浦口老站,人们至今还能看到一种殖民色彩,那红色尖顶的电报楼,那紧临着广场西侧现在依然在雄视着周边的发电厂,让人感到这些老房子仿佛停滞在某个历史阶段,没有进入现代社会。
  今天,我们看到的浦口老站站屋是一幢三层楼的英式建筑,像一位久经沙场磨砺而尚未解甲归田老兵,屹然站立在长江北岸。站屋大楼及附属设施是1908年开始建造的,1914年才竣工交付使用,可见其工程之艰巨。
  1908年,津浦铁路局在浦口、东门、南门镇一带,购买当地居民私人土地约600多亩,加上浦口旧城西南隅城墙及土山官地100多亩,这些土地便形成了今天浦口老火车站区域。有记录显示,当时购买土地的地价是每亩50元或30元不等。车站站址有不少面积属于江滩苇塘,需要填土加高地基,需要解决软土沙土问题,施工中遇到的困难之多、技术难度之高、工艺手段之复杂、工程进度期限之紧迫,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车站的地基不像普通建筑物那样用石块垫底,而是将整棵整棵的美国花旗松夯砸下去,充当基石。这种花旗松经过防腐处理,而且不接触氧气,长埋地下,不下沉不腐蚀不开裂,确保了地基整体的稳定性。为确保车站大楼墙体的坚固,1914年车站验收的时候,验收的官员特意叫来力气很大的建筑工人,用钢钎对着墙体猛捅,凡是捅倒了的便要重砌,捅不倒的才算合格。
  车站大楼建成时很是壮观,远远望去,显得高大、敦实、牢固。上下三层大小62个房间;站屋建成时屋顶有脊,覆盖的是当时时髦的瓦楞铁,上海外滩至今还有这样的建筑。瓦楞铁损坏后,大楼一度成了平顶,前几年“平改坡”时覆盖了红色的彩钢板。大楼内全部是木质结构,木楼梯、木扶手、木地板。为了保护原来的木地板,现在上面铺上了一层复合地板,但人走在上面还是能感觉到有弹性,像踩在缓缓暗涌的波浪上一般。大楼的墙体,厚度达两米多,抗战期间曾遭受日本鬼子飞机的狂轰滥炸,还经历过三次大火浩劫,其基本结构依旧巍然耸立不变。为了进出方便,车站曾想把楼梯口的大门扩大些,结果钻坏了两个矿井钻机的钻头,墙体还是无动于衷,只得作罢。显得典雅大方,雍容华贵。
  浦口站开工伊始,正值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刚刚诞生,在首都南京的北大门建造前所未有的火车大站,此举可谓一时盛事,万民关注。对车站设计者的挑选,人们显示出了耐心与慎重。重任最终落在了28岁的年轻设计师王佐卿身上。
   王佐卿是河北唐山人,生于1880年,1964年在南京病逝。早年家境贫寒,10岁的时候,这个能吃苦的儿童就赤着脚跟随同族父兄闯关东,后辗转到了南京,在英国人开办的建筑设计所做杂工,具体干点拖地板、擦桌子,给设计人员拿拿笔、递递尺等杂事。王佐卿从来没有上过学,识字不多;但他天生聪慧,又吃苦耐劳,特别是平日讷言不语的他,好像有建筑设计的天才,加上平时勤奋好学,做有心人,从一窍不通到慢慢能看得懂图纸。有一次,王佐卿看到有个英国设计师在设计图纸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他当场指出,英国人惊诧不已,当场呵斥,后来仔细一看,王佐卿确实说得很有道理。后来,英国人摒弃前嫌,王佐卿在设计事务所得到了重用。
  王佐卿设计过很多著名的项目,当时上海南京路路面的红木栽桩工程就是他设计的,而浦口火车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他一心扑在车站建设上,有一次在工地现场八天八夜不眠不休,直至吐血。
  月台的雨棚无疑是浦口火车站的宝贝,许多建筑专家来看了以后都赞叹不已。因为用混凝土整体浇注这样具有庞大体量的建筑物,在当时要运用最前沿的技术和工艺才能做到。雨棚横向之间仅以一根立柱支撑,一根接一根在月台上纵向排立开去,托起雨棚绵延数百米,形成长廊,使左右两侧的月台显得十分宽敞。如今它还是当年建造时的模样,原汁原味,没有遭受任何破坏。从月台一端中间远远望去,只见到一根独立的支柱在中间支撑着硕大的顶棚,雨棚的横截面看上去像一把雨伞,所以人们称它为伞状雨棚。整个津浦线上的车站,像这样由伞状雨棚支撑的月台,实属绝无仅有。雨棚不光实用,而且富有美感,支柱一根根顺着月台排向尽头,洋溢着一种整齐划一的美;而支柱的厚实有力和顶棚的轻盈宽大形成的突兀与落差,其壮美绚丽更是震撼人心,让许多艺术家看了不想离开。
  站外也有一列雨棚长廊,双立柱的,从车站出站口一直通往江边轮渡码头的进站口。有了它,旅客在雨天或烈日下往来于车船之间就无须打伞。此种人性化的设计和服务同样也体现在母婴候车室、红帽子服务队等方面。当年,浦口火车站竣工后,由于建造得美伦美奂,一时名动大江南北,众多文人雅士前来观瞻,其建造者王佐卿也因此名振业内,后来他顺利地承接了南京至马鞍山铁路的铺建工程。
  浦口老站,最后的华丽转身
  在浦口站最初运营的十几年时间里,火车无法过江,旅客和行李必须由轮船转载过江。直到1933年10月,火车轮渡建成,旅客不用下车就能跨越长江了。大桥建成前的六十年代中期,每年来浦口坐火车曾达到近70万人。
  作为津浦铁路的终点站和始发站,浦口火车站在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经几度繁华。那年月,从南京开往东北、西北、华北以及山东半岛的列车绝大多数都从这里出发,返回的列车也在这里掉头。这里是陆港衔接、客货中转的交通枢纽。从候车大厅到站外广场、轮渡码头,日夜车来人往、川流不息。到这里混穷谋生的,哪怕身无分文,做点小生意,几年后都能养家活口、盖房砌屋。1968年10月,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浦口站的喧闹才渐渐散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一趟从佳木斯开往浦口的火车,老是没有旅客买票,一问才明白,旅客根本就不知道浦口就在南京。于是,浦口站不得不舍弃使用了80年的名称,改为南京北站。
  一趟开往蚌埠的慢车,这就是今天浦口站客运的全部。但是,货运枢纽的地位依然在,特别是全国各地到达华东的煤炭都在这里中转,扬子石化等几个大企业是他们固定的客户。
  浦口老站,在繁华褪尽的同时,又来了一个华丽转身。据说,当初导演们从津浦线一路南下选拍铁路的外景地,到了浦口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找到了拍摄车站戏的大好场地。《少爷的磨难》在此越磨越逗,亮相银幕后,凡有车站戏的剧组均不约而同接踵而来,尤其是表现民国年间的车站戏,更是首选浦口火车站。电影《屠城血证》、《国宝》、《国歌》、《南京大屠杀》、《紫蝴蝶》、《理发师》,电视剧《陈奂生上城》、《徐悲鸿》、《情深深,雨蒙蒙》、《如此多娇》等等,无不摄有该站镜头。加上五十年代的《兰兰和冬冬》,浦口火车站仿佛成了中国影视剧的火车站拍摄基地。 
  时光荏苒,老站还在发挥余热,文化积淀愈加厚重。已有许多有识之士提议,将该站改建成美术馆、博物馆以及影视剧外景拍摄基地。比如汉堡火车站模式就值得借鉴,汉堡是柏林最早的客运火车站,1906年被改用为交通及建筑博物馆。由于二战中损坏严重,1945年至1984年间被关闭。设计改建之后,汉堡火车站从1996年起成了国家艺术画廊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因为火车站因为举架巨大的空间结构,异于寻常美术馆的光线表现,成了艺术品得天独厚的展示空间。人们希望由政府投资,对火车站修旧如旧,重现民国建筑风格,包括火车站、售票厅、原电厂等,并复原标志性雕塑--直径五米的地球仪,这样可以形成一种古与今的对话、现代与历史的和谐相融。
  那天,我们来到月台时,看到一台老式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喷着热气,月台上一些穿着志愿军服装的战士正整装待发,原来这里正在拍电影。车站职工对这样的场面已经见怪不怪了,浦口火车站已成为许多民国时代背景电影的外景地。章子怡、赵薇等大明星都曾经来拍过戏。这不,我们采访的时候就碰上了著名演员鲍国安。浦口火车站已经老了、旧了,连名字也改了。虽然有些落寞,却并不感伤。随着时光流逝,它的历史价值反倒愈加凸显出来了。不仅因为它见证了清末、民国至新中国的时代风云,不仅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历史人文内涵,更因为在上海铁路局范围内,它是绝无仅有的保护得最为完好的重量级车站。它的文物价值正在渐渐超越它的运营价值。浦口火车站,这具有经典意味的名字已经永远烙印在人们心底。
  老站轶事
  朱自清:父亲的背影在浦口老站定格
  浦口火车站之所以有如此神奇的魅力,不仅仅因为她老,也不仅仅因为她保护得好,主要是因为她蕴含了许多人文情怀,一些著名的人物从这里经过,一些著名的事件在这里发生,这些人物和事件都折射出当年的时代特征。说这座火车站和名人特别有缘分,不如说车站当时扼守南北交通要冲,这里本就是一个灯光璀璨的历史大舞台,各种历史人物纷纷从此经过,留下那些意味深长的故事,由人们去评说。
  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已经成为经典,在人们心目中,浦口火车站的铁路和月台也已经成为经典。1917年的某一天,火车开车前,父亲艰难地翻过月台给朱自清买橘子,年轻的朱自清看着父亲的背影突然泪如泉涌。这样的镜头已经定格在读者的心中,一种儿子对父亲浓浓的情感与浦口老站水乳交融,浸润在一起了。
  那时,二十岁的朱自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得知祖母去世,从北京赶到徐州与父亲一起回扬州奔丧。丧事完毕,父亲到南京找工作,朱自清回北京念书,父子俩在浦口惜别。就在那一刻,老站的月台和父亲的形象重叠在朱自清的脑海里,《背影》诞生了。
  这篇散文可谓生逢其时,刚一写出,就声誉鹊起。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很有关系。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中国的“圣人之徒”“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五四时期,一代人对于父辈都是不满的,那本身就是个反传统的年代,是个“打倒父亲”的年代,五四文学的父亲形象都是负面的。而《背影》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它第一次重点刻画了一位正面的父亲形象。在“满街走着坏爸爸”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如此亲切仁爱的“好爸爸”,一下子激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背影》从1935年起,不断地入选叶圣陶编选的《国文百八课》等课本,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背影》一直是语文教材的必选课。
  那年初冬的一天,朱自清和父亲从扬州出发,一个去南京找工作,一个转车去北京继续读书。他们先到南京,第二天上午渡江到浦口,准备下午上车北去。本来父亲说好因为事忙,不到车站送朱自清了,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他上车。可是,最终父亲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送他到车站。
  父亲将年轻的朱自清一直送到停在站里的火车上,还给他挑了一个靠车门的椅子坐了下来,朱自清说了好几次:“爸爸,你走吧。”可是,父亲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朝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
  那时候,车站还不是全封闭的,小商小贩可以在最边上一个月台的栅栏外卖东西。要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要先跳下去再爬上去。朱自清的父亲人到中年,有些发福,要翻过这几道障碍,不是那么容易的。父亲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这个动作父亲完成起来问题还不大,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边远远地,儿子透过车窗看着父亲的背影,禁不住泪如泉涌。就是这样一个背影,牵动了千千万万儿女的柔肠,谁没有父母?可是,当父母渐渐老去的时候,我们想到过他们多少呢?父亲那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已经和浦口站那高大壮丽的建筑一起成为永恒。如今,八九十年过去了,我们再次来到浦口老站,只见物是人非,月台还是那个月台,铁轨还是那根铁轨,只是栅栏生了锈了,卖橘子的人早已远去了,假如他的后代还卖橘子,那橘子会是从同一棵树上采摘的吗?还是那种朱红的颜色吗?月台上的法国梧桐树当年或许只是幼苗,今天却已经参天入云,亭亭如盖了。
  毛泽东发现,他仅有的一双鞋被人偷走了
  在浦口站丢了鞋,这是毛泽东在自己40岁那年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亲口说的。1936年7月15日,斯诺辗转来到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西保安县(即今天的志丹县),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在此期间,斯诺给毛泽东列了一个关于毛泽东“个人历史”的问题表,请求毛泽东谈谈自己的革命经历。但毛泽东对此不感兴趣。斯诺急了,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当时,国民党多年来把红军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只知道烧杀抢掠,共产共妻,四处散布谣言迷惑人民大众。毛泽东仍不表态,斯诺就接着说:“外边还有许多关于你已经死去的传说,有人说你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说你是一个无知的农民,还有人说你是一个病得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强调说你是一个发狂的狂热分子。”为了避谣,正人视听,纠正这类传说,以便有利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再一次审阅了斯诺列的那些问题。最后毛泽东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我要的就是这个!”斯诺高兴地叫道。于是毛泽东第一次把自己的身世尽可能地告诉了这个外国记者。斯诺按照当时在场给毛泽东任英文翻译的吴黎平的口译,认真记录下来,写了《毛泽东自传》。
  这本书1937年11月由当时的进步书社--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上海四马路黎明书局经售。书局在报纸上登载了广告,说本书是毛泽东先生亲向美国著名记者史诺氏(即斯诺)口述身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原文首先在《亚西亚》(英文杂志,即Asia)上分四期发表,经本社译出在《战时旬刊》中连续刊出,曾引起读者莫大的注意。现原文最后一章已由航空寄到本社……
  1919年初,毛泽东打算到上海去,为那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此前,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在他登记的许多人名之中,有好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毛泽东十分景仰他们,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操湖南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当时,毛泽东的收入也是那样低,住得很艰苦,他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想翻个身,毛泽东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连基本生计也难以保障,更别说买火车票了。明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是上海,但是,毛泽东七拼八凑也只买得起到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23岁的毛泽东怀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就这样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这时候,中国的那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在毛泽东身上应验了,他居然在火车上碰到了一位同学,这位也不富有的同学慷慨地借了10元钱给毛泽东,到了天津后,毛泽东用这10元钱买了到浦口的火车票。
  不过,当毛泽东到达浦口以后,又陷入了新的窘境。他不仅一文不名,而且继续前往上海的车票也没有。再也没人有钱借给他了,他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浦口站这个人声鼎沸的地方。最倒霉的是,在夜车上躺在硬木椅子上睡了一会儿,醒来发现自己仅有的一双旧布鞋被人偷去了。
  那天上午,毛泽东又饿又冷,赤着脚踱出了浦口车站,在通往江边的拱形长廊里来回徘徊。身边一些拎着皮箱、藤箱的人来来往往,长衫、旗袍、油纸伞在眼前交替闪过。接近中午的时候,一个头戴礼貌,身穿长衫的身影闯进了毛泽东的视野。大概过了十几秒钟,二人几乎同时叫出来:“润之!”“印霞!”几乎陷入困境的毛泽东又一次神奇地得到了帮助。
  印霞名叫李中,比毛泽东小一岁,也是湖南人。辛亥革命后,李中和同乡蔡和森等一起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5年上学期,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发起驱逐校长张千的活动,李中就是参与者之一。两年后,毛泽东在长沙开办工人夜学,分甲、乙两班,毛泽东管理甲班,李中管理乙班。后来李中到上海,在一家古玩店帮工,期间为店主跑遍全国各地收购古玩,曾多次来过南京,没想到这天上午在浦口站巧遇老朋友毛泽东。
  李中知道了毛泽东的窘境,立刻热情地借了钱给他。毛泽东来到车站旁边的百货公司,先买了一双新布鞋穿上,然后他们二人又一起到车站饭店吃了一顿有剁椒鱼头的热腾腾的午饭。多年后,毛泽东风趣地将李中称为“救命菩萨”。1951年,毛泽东甚至亲自写信邀请李中去北京,不幸的是这位老朋友在赴京的路途中病逝了。穿上了鞋的毛泽东用余下的钱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登上了从浦口到下关的轮渡。以天下为己任的他,胸中激荡着革命的热情。几天前,他还是北京大学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图书馆佐理员,两年半后,他和12名同志者一起亲手缔造了一个伟大的政党,16年后,在遵义一所老房子里他正式成为中国革命真正的掌舵人,30年后,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奉安大典,孙中山灵柩到达浦口站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由于时局动荡,加上南京中山陵的建设还需要一定时间--中山陵所在的钟山南麓是孙中山为自己选中的百年之后长眠之地,孙中山的遗体暂时安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四年后,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山陵工程也业已完工。于是,1929年5月,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北京运回南京,举行了庄重盛大的奉安大典。
  5月27日夜间,装载着孙中山先生灵柩的列车在夜幕中从北京驶出。当时,南京成立了奉安大典筹备处,按照预定的计划,灵车必须于28日上午10点整到达浦口火车站。在那里,国民政府要员将要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津浦铁路管理局和南京奉安大典筹备处电报反复来回商洽。为了保证准时抵宁,津浦铁路管理局发布了调度命令,规定在灵车运行中,所有例行列车一概停驶避让。
  灵柩列车开往浦口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使得灵柩列车没能正点到达浦口火车站,而是比规定时间晚了半个小时。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灵柩列车驶近安徽境内的蚌埠站时,蚌埠站值班长呼叫灵柩列车车长:“蒋总司令专列将前往蚌埠站迎接灵车,目前专列正向我站驶近,请灵车在本站停候30分钟。”灵柩列车就在蚌埠站一号月台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身着一身黑衣,胸佩白花的蒋介石、宋美龄等达官显贵恭恭敬敬走上灵车,向孙中山遗体三鞠躬,献上了素洁的花环。迎灵程序大概进行了半个小时,列车继续开往浦口,抵达浦口火车站时已经10点30分。国民政府要员大概几十人毕恭毕敬站在月台上迎接,这个盛大而庄重的场面,被当时的新闻记者用胶片记录了下来。灵柩被抬下专列,抬出车站,灵柩临时停放在站前广场上的停灵台上,缓缓经过长长的雨廊,然后又被抬上“澄平”号渡轮,摆渡过江。
  如今车站广场前有一个巨型花岗雕塑物,是当时临时停放灵柩的地方。时光过去了80多年了,停灵台四周花草葱茏,小径通幽,成了浦口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关于灵柩列车晚点到达浦口站,还有后续故事。当时谁也没注意到这件事,两星期后,国民政府监察院得知这种情况,欲以“大不敬”罪对蒋介石进行弹劾,当时铁道部部长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孙科不想因此事而开罪蒋,对当天《列车行车时刻表》进行技术处理,晚点半个小时神奇地变成了正点。所谓“大不敬”弹劾案也就再无下文了。
  故宫国宝,集聚浦口火车站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入侵热河,窥伺华北,就在山海关陷落的第六天,故宫博物院召开的理事会,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以策安全。自此,从1933年2月开始,故宫博物院文物开始南迁。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宝便已牵动众人心。那段日子,笼罩故宫的是不息的争吵。国难当头,国宝将如何保全,“南迁”被当做一个方案提出,旋即引起轩然大波。国宝迁移牵扯各方人士的切身利益,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迁往西安;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则希望国宝迁至上海。北平各阶层及至普通市民,大多反对“南迁”,他们召开集会,上街游行,“誓与国宝共存亡”。
  最终,行政代理院长宋子文下令国宝迁至上海。 
  1933年2月5日凌晨,国民政府的命令终于到了,故宫午门口荷枪实弹、戒备森严,2000余箱故宫国宝在这一天秘密离京。几十辆板车轮流将国宝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前门火车站内,押运官逐一巡视装载文物的18节车厢,那里全部是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还有档案珍本,每件东西都价值连城,还有贵为无价之宝的全套《四库全书》。车窗外,张学良的马队在等候,列车开启,马队将随车驰聚,警戒护卫。押运官员及相关押运人员、监视员、宪兵100名和故宫警卫,另乘三节客车随行。 
  文物的行进完全是秘密的,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车内人员和衣而卧。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重要关口,车内熄灯。 
  为避开天津,以防遭遇日军袭击,国宝先从平汉铁路,再转陇海铁路再转津浦铁路,绕道南下。列车到达浦口站的时候,大家才发现2000余箱国宝根本没有符合条件的合适存放地点,国宝只能留在火车上。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多天,常有当地人对这列久久停靠的火车小声谈论,后来就成了放肆的讥笑,有一句话是“抬着棺材找坟地”。1937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然而有了安身之所的国宝,舒适并未享受太久。不足一年时间,因“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告急,南迁国宝此后再分南、中、北三路向大后方迁移,开始了它们更加颠沛流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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